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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手机的红与黑

引言

“如果他是一棵软弱的芦草,就让他枯萎吧;如果他是一个勇敢的人,就让他自己打出一条路出来吧。”

在中国,没有一个行业像手机这般变幻无常。但绝非不可捉摸。

希望坚韧的幸存者们能走得更远。

1

司汤达在《红与黑》中感叹:

天才永远存在人民中间,就像火藏在燧石里一样,只要具备了条件,这种死的石头就能够发出火来。

草创年代,此景尤然。

四年磨一剑,1995年,段永平终于带领中山“小霸王”走出泥坑,从年亏损200万到年入10亿。

认识段永平的人都叫他“阿段”,这是广东人的习惯称谓,但他是江西南昌人,浙江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电子管厂——1960年代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,现在北京789艺术园区就由该厂旧址改造而来。

没几年,他就辞职了,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量经济学专业,1988年拿到硕士学位后,毅然南下。

工厂扭亏为盈后,段永平提出改制,可集团不同意给管理层股份,他及6个中层遂离职,前往与中山一江之隔的东莞,创办了步步高。

那6个人里就有后来OPPO创始人陈明永,vivo创始人沈炜,以及步步高现CEO金志江。

到1998年,“小霸王”就日薄西山了,24个经销商集体倒戈,投向步步高。

21世纪虽然还没来到,但征兆无比明显,人才将最为宝贵。

那年,步步高招了一个年轻人,他叫刘作虎,湖北汉川人,以年级第二的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应用电子技术专业。

童年及求学时两次跌入谷底的经历,深深影响了刘作虎,此后每当面临抉择时,他总选择做一个谨慎的人。

2

罗永浩不一样。

他是东北延吉人,觉得应试教育是灾难,高二时就辍学了,开始闯社会,摆地摊、开羊肉串店、倒药材、走私汽车、卖电脑零件,搞文学创作……

但一直没找到方向。

后来,他听说在新东方教英语能年薪百万,于是给俞敏洪递了一份求职信。

新东方老师是一个神奇的物种:会讲段子,极为煽情。当时招聘标准有九条,罗永浩符合七条。

2000年,经过三次试讲之后,罗永浩进入新东方,“老罗语录”与新东方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风格完全合拍,他旋即成为名师。

从此,中国多了一个影响行业的网红。

3

草蛇灰线,伏脉千里。影响行业的人和事总是在不经意间落笔。

当段永平携骨干拂袖而去后,“小霸王”的管理层留下真空,杨明贵接任总经理。

有个叫刘立荣的实习生引起了杨明贵的注意,他跟那些每个月领着几百元的实习生完全不同,经历非常丰富。

刘立荣,湖南人,1994年从中南大学毕业后,被分到天津有色金属研究院,是个铁饭碗,但是,“干得再卖力,混得再好,到了50岁也才是一个所长。”

非常不满足的刘立荣南下广东,跳槽到日本YKK公司——世界最大拉链公司之一,做管理层,一个月能拿3000元,还蛮不错。

可他的顶头上司是香港人,上司的上司是日本人,作为内地人,这注定了升迁无望。一年后,他再次离职,决定去民企碰碰运气。

杨明贵成为刘立荣的“伯乐”。

1997年,杨明贵也从“小霸王”离职,带走了一批高管和员工,其中包括刘立荣,他们创立金正。

那两年,“真金不拍火炼——金正VCD”、“苹果熟了——金正DVD”等广告语响彻大街小巷。

25岁的刘立荣很快升为副总。

命运不总是温柔相待。广东“走私大王”叶小凡出逃被通缉,携带的产品就有金正DVD 解码芯片,金正高层受到牵连。

2001 年,叶小凡被警方抓获,杨明贵闻风出走加拿大,刘立荣则被监视居住,惶惶不可终日。

4

刘立荣彼时尚属稚嫩。反相观之,作为“老江湖”,徐立华的胆子就要大多了。

1991年,在西南交通大学教过两年书,又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徐立华带领三个研究生同学扑向深圳,他们做了一份“研制开发中文寻呼机可行性报告”,信心万丈,到处寻求投资者。

特区没有给他们机会。直到6年后,深圳才出现了一家叫腾讯的小公司,也是从做寻呼机入手。

徐立华等人辗转去了宁波奉化,终于说服当地政府出资510万,成立了一家乡镇企业,这就是波导公司。

1995年,波导成功研发出寻呼机,三年后年就位列国产寻呼机市场第二名。

徐立华志不在此。1999年,波导转型做手机。

第一台手机进入中国是1987年,即摩托罗拉的3200,俗称“大哥大”;1995年,爱立信GH337登陆中国,这是第一款GSM手机;1999年,诺基亚3210让直板机在中国站稳了脚跟。

稍有远见的人都能看明白,手机取代寻呼机是迟早的事。

波导并不具备生产手机的技术,但通过合并信息产业部下属的一家企业,可以解决牌照的问题。

牌照是手机厂商的“命根子”。1998年,信息产业部发布“5号文件”,对手机生产项目予以立项与审批,十分严格,之后5年只发了49张牌照。

外国手机厂商被拦在了门外,不过他们采用迂回战略,用技术换市场,通过合资形式进入中国。

波导就是与法国萨基姆合作,1999年生产了2万部手机,全堆在仓库里,当时牌照还在审批中。

结果,冒险家赌赢了。

波导还贷款4000万上央视打广告,“波导手机,手机中的战斗机”。

有央视背书,波导手机不愁卖,2000年销量位居国内第一,公司还冠名了北京波导足球队。

早期的手机代理商也发了大财,“代理波导简直像买台印钞机一样。”

有一年年会,波导全体员工都在奉化大酒店吃饭,当地书记亲往捧场,徐立华放出豪言,明年要去北京聚餐。

言犹在耳,2005年波导就出现巨亏,把前两年的利润全赔光了,再也没能缓过来。

中国手机史上“伤仲永”案例还有夏新。

夏新成立于1981年,做VCD和DVD起家,1997年上市,后转战无绳电话失利,一直没有起色,直到一家韩国手机厂商找上门来,联合生产手机,推出夏新A8,一款“会跳舞的手机”,售价高达3800元,年利润6亿元。

2003年,全球竞争力组织对中国1000余家上市公司进行排名,夏新位居第二。可仅仅过了4年,夏新盛极而衰,把上海科研大楼都给卖了。

2009年,已巨亏3年的夏新破产重整,被象屿股份借壳上市。

此外,还有TCL、科健、南方高科等,故事大同小异。

中国第一代手机从业者已经完成了了历史使命。

5

长江后浪推前浪。

黄章是个“异类”,从不接受采访,综合各路信息只能简单拼凑出:广东梅州人,痴迷电子产品,高中肄业。

2002年,黄章加入珠海爱琴科技,担任总经理,这是一家与新加坡合资的电子企业。当公司陷入危机时,资方拒绝注资挽救。这事对他的冲击很大,从此不再相信投资人。

同年底,黄章离开爱琴科技,创办了魅族,做MP3。

魅族最早自建论坛,黄章常在上面与用户互动,他督促每个员工都须上论坛回答问题,还成为考勤的重要指标。

2004年,IDG托人找黄章谈投资,还没开口,就被黄章拒绝了。

2006年,魅族推出的miniplayer成为业内第一品牌,创造了年销售额超过10亿的行业奇迹。

那年,黄章30岁,站在山顶看风光。

34岁的罗永浩则站在山底盼光亮。他离开新东方后,创办了牛博网,“快意恩仇,然后想说啥说啥”。

6

VCD、DVD、MP3、手机,到1999年,这些业务,步步高就全涵盖了。

段永平决定把步步高分拆成股权和人事相互独立、互无从属关系的三家公司。黄一禾执掌教育电子业务,主打点读机和学习机;陈明永执掌视听业务,侧重VCD、DVD和MP3;沈炜执掌通信业务,主攻无绳电话和步步高手机。三家公司可以共用步步高的名号和原步步高80%左右的渠道。

2001年,段永平注册了OPPO,次年移居美国,从此退居幕后,成为投资家。

2002年,索尼、飞利浦、松下等公司要求中国DVD产业支付专利费,步步高视听业务的日子不好过了,陈明永买断OPPO的品牌权限,开始独自发展。

刘作虎一路做到了OPPO副总,他像段永平一样,追求产品细节。

他记得很清楚,有一年,某款DVD原计划在圣诞节上市,但他始终不满意,万分纠结,去找段永平汇报,不料,老板轻描淡写地说:“赶不上今年,赶明年呗”。最后,那款产品上市时,已是一年之后了。

这就是“英雄产品战略”,当OPPO生产蓝光DVD时,在友商平均每年推出5款新品的频率下,OPPO每年只打磨一款产品。

2007年,OPPO进入手机领域,依旧推崇“极致单品”,次年5月,OPPO首款功能机才面市。

7

手机行业前景可观,玩家们纷纷入场,

被监视居住半年后,刘立荣离开金正,在渠道商的建议下,他于2002年创办金立。这些渠道商在此后的十多年里,成为金立大杀四方的“武器”。

因为曾经涉案,使得刘立荣笃信稳健谨慎,步步为营。2003年,金立销售额超8亿元,第二年翻了一倍。2005年,金立取得手机牌照,开始生产自有品牌。

金立重金请刘德华做代言,并请冯小刚亲自操刀广告片,然后在央视一套投放。

“金品质,立天下”,广告播出后,金立很快打开了市场。到2010年,金立市场占有额已位列国产品牌第一,全行业第三,仅次于诺基亚和三星。

刘立荣雄心不已,投资10亿元在东莞建立了金立产业园,立志打造“亚洲最大单体智能终端生产基地”。

他做梦也不会想到,手机行业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8

2007年是第一个分水岭。

当年10月,国务院宣布取消手机生产核准制,2G手机牌照时代面临正式终结。

在此之前,国产品牌能占将近60%的市场份额,这并非技术优势驱动,完全是享受了政策红利。

这也导致了国产手机厂商们迷信广告营销,对品控不思进取。在2007年的一次手机专项执法检查中,接受抽查的258个批次中仅有111个批次合格,合格率不足50%。

故而2007年后,国产品牌市场占有率陡降到20%左右。

摩托罗拉、诺基亚、爱立信和三星等外国品牌在中国市场势如破竹。

面对外敌,正规手机厂商溃不成军,“山寨机”却异军突起。

“山寨机”主要出自珠三角。依托早年“三来一补”积累的经验,当地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,只要凑上一两百万,就能鼓捣出一家公司。2008年,光是深圳华强北就聚集了3000家左右小手机公司,他们分工明确,互相协作,效率极高。

一般来说,品牌机的推出周期是半年到一年,但一旦面市,两个月之内,同款“山寨机”就出现了,而且价格还不到品牌机的三分之一,主要销往中国二三线城市及东南亚和非洲。

2007年后,“山寨机”年销量基本都在2亿部左右,使得中国手机行业整体形象蒙尘,被国外友商诟病。

直到手机行业第二个分水岭的到来,这一状况才得以扭转。

9

2009年,乔布斯发布iPhone 3GS,宣告了移动机时代的到来。

iOS和Android两大系统给了中国手机厂商们一次重新出发的机会,国产品牌吹响复兴的号角。

与此同时,从2010年开始,国务院和工商总局铁拳出击,“山寨机”再无活路,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

魅族是最早涉足智能机的国产品牌,2010年推出M8,5个月内,销售额就突破5亿元。在国外也倍受欢迎,法国电信一次性订购了5万台,沙特王子都成了魅族的粉丝。

有人拿黄章和乔布斯比较,称赞他“具备乔布斯式的极客气质”。黄章的回应是“不做中国的苹果,要做世界的魅族!”

M8大获成功没多久,黄章就选择了隐退,他几乎一个月才出家门一天,还是为了理发。他了解用户的渠道就是魅族论坛。魅族发布新品的渠道也是魅族论坛。

10

当黄章功成身退时,早先功成身退的雷军却再次出山。

雷军是M8的粉丝,他通过珠海市政府的关系,要来了黄章的电话,接通后,他表示想投资魅族,自己担任董事长,黄章不肯让渡股份,只愿意给一个CEO的抬头。

雷军又给黄章引荐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林斌,建议他以5%的股份吸引林斌加盟,黄章拒绝了。后来,雷军自己把林斌收入麾下。

雷军还劝黄章给高管股份,否则很容易被别人挖走。黄章不以为然。

完全是两路人,但也曾亲密无间,雷军频频拜访黄章,互相交流心得。

当得知雷军暗地里成立小米,要做手机后,黄章公开声称很后悔之前毫无保留地和雷军交流魅族的一切。

雷军没有回击,他只是给小米的早期员工打气,“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”

11

旧世界被砸碎,新世界在重构,城头变幻大王旗。

2011年1 月,智能手机尚且只占30%的市场份额,到10 月就升到50% 以上。苹果坐上了“铁王座”,三星取代了诺基亚,摩托罗拉则“委身”谷歌。

而在中国,“中华酷联”(中兴、华为、酷派和联想)暂居第一梯队,他们背靠运营商的大树,梦里依稀功能机,隔江犹唱后庭花。

任正非最先嗅出苗头不对,连夜召开大会,破口大骂,落后了!

华为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手机部门,但都是配合运营商生产定制机。

通信行业是由运营商、设备商、以及大大小小的合作方组成。运营商指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、中国电信,以及国外的沃达丰、Orange、Verizon等;设备商指华为、爱立信、诺基亚、中兴等;合作方则是各种项目的外包商。

手机只是通信行业的一个小分支,专业叫法是终端业务。

当时华为的核心业务是系统设备,卖系统设备送终端设备(手机)。任正非发飙后,华为才开始真正做手机,余承东被从欧洲调回,执掌华为终端。

中兴的起点本来比华为高,2011年,在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的4G设备集采中,中兴都拔得头筹,市场份额占据第一。

但运营商的青睐是一把双刃剑。仅2013年,中兴就推出了176款机型。

2014年,中兴创始人侯为贵方才意识到严重性,“我们公司在这个问题上转变太慢,老是跟运营商谈,老是按照它的要求一年做100多种型号。”

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旗帜,联想的转身就要难多了,他们大约80%—90%的手机业务都依赖运营商渠道,三个运营商三个制式,每一个都要求定制。

2011年,柳传志退休,杨元庆接班,他坦言,“运营商渠道的成功反倒是害了联想,为了满足运营商而忽略了用户。”

相比华为、中兴和联想,酷派的背景最弱,它的创始人郭德英原是深圳大学老师,“下海”后搭上了运营商的快车。

2012年,酷派销售量在中国市场位列第4,不过走低价路线,最低只卖299元。

2013年第三季度,中国智能手机销量为9308万台,联想、酷派、华为、中兴分别分别占比12.5%、10.0%、9.4%、5.4%。

那是旧势力最后的辉煌。

2014年,国资委发文要求减少三大运营商20%的营销费用,庞大的终端补贴首当其冲,“中华酷联”的好日子到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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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势力在跃跃欲试。

2010年,为了品牌的国际化发展,沈炜用vivo取代了步步高的品牌标识。

沈炜比黄章更神秘,网上几乎查不到他的个人资料,饶是行业中人对他也是非常陌生。

他坦承与跟业界基本没有交流,“我不愿意跟他们聊天,聊的东西多了,反而干扰我。我只会跟一流供应商了解一下发展趋势和动态。小米华为那是他们的路数,我只会走我熟悉的路。”

2011年,OPPO全键盘智能手机X903上市,标志着OPPO正式进军智能手机领域。

沈炜这样解释vivo与OPPO的关系:“我们两家事实上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,各自独立发展。既是同行,又是对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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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黄章看雷军不爽,但小米完成了颠覆。

2012年小米出货719万台,魅族出货100万台左右;2013年魅族终于超200万台,小米已向2000万台的目标狂奔。

小米高举的互联网手机模式,让传统手机厂商深感危机,仓皇应对。

2012年10月,中兴推出了子品牌努比亚。努比亚,译自nubia,是古文明发源地之一,在拉丁语中,有“云彩”之意,象征美好。这表示中兴对努比亚寄托甚高。

努比亚的诞生开创了传统手机厂商建立互联网子品牌的先河,金立IUNI、华为荣耀、酷派大神、天语Nibiru、联想ZUK等随即亮相。

战火纷飞时,一个行业外人士跑进来“搅局”。

牛博网关停后,罗永浩于2008年创办了英语培训学校,但让他收割万千粉丝的是自传《我的奋斗》,畅销一时,让普通青年热血沸腾。

2011年,罗永浩怒砸3台西门子冰箱,名声大噪,雷军约他见面,参观小米后,他声称要做手机。外界都以为这是一个段子,可2012年,锤子科技成立了。

某种程度上来说,作为行业内人士,刘作虎的决定也很“冲动”。2013年11月,他从OPPO离职,一个月后,创立一加科技,只做高端的安卓旗舰。

在圈内摸爬滚打多年,刘作虎的口碑一直很好,很少攻击友商,仅有两次“擦枪走火”,皆为误会所致,其它多数时候都是理智的。

14

而那些年,刘立荣就有些理智过头,以致于不识时机了。

面对行业巨变大潮,金立的反应姗姗来迟,直到2011年才发布第一款智能机。

刘立荣慌了,“销量下降,我们的产品不符合潮流,在智能领域是空白。”

2011年,双十一当天,金立一口气推出7 款智能机型。靠着早年与分销商结交的深厚关系,当年金立全球出货量超过2100 万台,成为国内开放市场和海外ODM 市场份额最大的本土手机制造商。

但刘立荣仍然坦言,“金立在新技术上暂不具备行业领先的优势,但我们能做到快速跟进。”

自2012 年起,他彻底改变策略。在印度市场,金立全部的ODM 生产线都停了,转做自有品牌。

但到了2013 年,金立的销量从2011年是OPPO 和vivo 的总和,到被两者反超。

原因很简单,OPPO和vivo忍痛砍掉了价值数亿的库存,全面转型智能机。金立下不去手,一下就被拉开了差距。

这是金立遭遇的一次重大危机,刘立荣走进了手机行业的迷宫,一同迷失的还有贾跃亭与郭德英。

15

黄章“闭门造机”,贾跃亭奇袭魅族。

2014年春节的前一天,魅族原副总裁、UI 设计总监马麟带着一部分总监和高级经理跳槽到乐视,继而就连魅族总裁兼联合创始人白永祥也准备加盟乐视。

黄章不得不第一次“复出”,春节后召开大会,誓言夺回市场,并答应拿出20% 股票分给高管和员工。

贾跃亭的打法很激进,要求在手机上使用绝对领先的技术,不能落后,哪怕是强行首发,每卖出一部手机乐视都要亏损一两百元,他企图碾压小米赖以存活的高性价比模式。

乐视与小米正式展开对攻战。

继黄章和雷军之后,周鸿祎又被贾跃亭在背后捅了一刀。

没了运营商的大腿可抱之后,酷派岌岌可危,郭德英四处搬救兵,与一心要杀入手机市场的周鸿祎一拍即合。

周鸿祎最早找过徐立华,打算与波导合作,生产手机,但没有谈拢。

几年后,360私有化,拟回归A股,坊间还一度传出360欲借壳波导。再后来,当雷军提出上市时间表后,坊间又传出小米要借壳波导。

波导,这个昔日的手机霸主在沉积许久后,通过这样的方式,进入公众视野,令人唏嘘。

周鸿祎还想联手雷军造机,但在3Q大战中,雷军挺马化腾,周鸿祎很恼火,合作自然告吹。

兜了一圈后,周鸿祎和郭德英“结缘”。酷派与360联合成立奇酷,其中酷派控股。为了推广奇酷手机,周鸿祎煞费苦心,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亲身刷脸。

可是郭德英刚同周鸿祎“许定终身”,转头又跟贾跃亭“眉目传情”,将乐视引入了酷派的董事会。

周鸿祎岂肯善罢甘休,最后,酷派退出奇酷,将全部股份让予360,奇酷手机也改名为360手机。

2016年8月,郭德英在给员工的一封内部信中表示,“在互联网+时代发展趋势下,酷派与乐视的战略合作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‘工匠精神’+‘生态化反’势必为酷派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劲动力,也将为客户、员工、股东及产业链创造更大的价值。”

从那一天开始,郭德英将酷派的权杖交给贾跃亭,自己退隐了。

贾跃亭把与余承东争斗落败的前华为荣耀总裁刘江峰找来,出任酷派CEO。

左拥乐视移动,右抱酷派,贾跃亭的手机王国呼之欲出。

16

贾跃亭制造的“生态化反”概念,没几个人能明白,但不妨碍它的流行。

每次听到有人讲互联网思维,刘作虎都想驳回去。他说:“当年步步高做得风生水起,阿段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人物,我从未听他说过什么惊人的语录,说来说去就是做正确的事情,把事情做正确。听起来很普通,但商业不就是这样吗?把产品做好,不要欺骗消费者。”

创业之初,刘作虎去美国拜访了段永平,老领导送给他一段话:“无论什么时候,商业本质是没有发生变化。步步高、vivo、OPPO 能够成功,靠的两个字就是本分。”

做本分事,这正是他的擅长所在。

一加科技刚成立时,韩国第二大运营商公司开出40万的订单,但刘作虎拒绝了,他说:“万一人家半途不要了,我的公司就会死。”

后来,一加1出货150万台,60%销往海外——它搭载了海外用户易于接受的CM系统,这与出海的国产手机难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纯线上销售,主打海外市场,接下来4年,一加趟出了一条独特的路:成为被美国三大权威媒体《华尔街日报》《纽约时报》《时代周刊》一边倒称赞的中国手机,卖到了全球35个国家,70%用户是外国人。

而与一加同期而生的“小伙伴”,后来命运迥异。

成立最晚的ZUK最先被联想放弃。

2014年,联想从微软手中接盘了摩托罗拉手机业务,加上联想品牌、神机工厂ZUK、联想Vibe系列,同时运营四个手机品牌。

杨元庆称:“说实话,同时运营四个品牌,有一两个品牌最后成功了,对于联想集团来说就成功了”。

想法很性感,现实很残酷。

三年后,联想品牌手机,没了;神奇工厂ZUK,没了;联想Vibe系列,没了;Motorola,成了MOTO,现在又回到了Motorola。

中兴的转型之路也是坎坷至极。2015年,努比亚宣布单飞。

2015年、2016年、2017年,努比亚出货量都在1000万台左右,这就意味着连续三年销量几无增长。

2017年7月,中兴发布公告,转让努比亚10.1%股权。努比亚不再纳入中兴通讯合并报表范围。

转型路上的不坚决直接导致了金立在功能机时代的辉煌昙花一现。一步慢,步步慢,昔日的“机王”在智能机时代再也没能赶上来,金立不得不关闭了IUNI。

唯独荣耀,名副其实,成为了华为的荣耀。

余承东确立了精品路线,决然砍掉中低端运营商业务“这种做法没有未来,运营商压价很厉害,产品质量很难保证,华为员工都不愿意用我们自己的手机,因为太低端了。”

埋头苦干,不走捷径,方有收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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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智能手机行业出货量在2016年到达顶峰,市场份额开始向头部厂商集中,中国手机的“战国时代”结束,“华米OV”跻身为新的第一阵营。

不可一世的乐视帝国分崩离析。2016年,乐视资金链危机爆发,贾跃亭精心筹谋的手机业务被孙宏斌弃如敝履。

2017年8月,酷派CEO刘江峰去职。11月,进入酷派董事局一年零三个月的贾跃亭辞去一切职务。

酷派就此泥足深陷,市场上再难觅踪影。

危机重重,如泰山压顶,贾跃亭跑去美国造车。刘立荣则是去塞班豪赌,这成为压倒金立的导火索。

2018年12月,深圳市中院已受理对金立的破产清算申请。这意味着金立进入了破产程序,但到底是破产清算还是破产重组还要再裁定。

“达摩克里斯之剑”高悬,滞留香港的刘立荣已经无力回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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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运未卜的还有锤子。

作为第一代网红,罗永浩享尽流量的福利。锤子自从成立以来,获得了8 轮融资共计17 亿。这些钱,大都是冲着罗永浩个人而来,其中包括贾跃亭的1亿。

罗永浩执着于文艺青年式的炫美,喜欢晒基于细节的“工匠精神”。

5年间,锤子科技出了8款手机:锤子T1,锤子T2,坚果手机,坚果m1,坚果pro,坚果pro2,坚果3,坚果R。

但罗永浩的“工匠精神”没能换来销量。2016年,锤子净亏损4.28亿元,被传出6 次倒闭,5 次被收购。

2017年,罗振宇采访罗永浩,问他为什么要做手机。

罗永浩表示,自己要做这个时代最大平台的东西,现在无疑是手机。

他还强调,自己必须要做手机,自己的终极理想是入场下次革命或者领导下次的科技革命。

只是他可能等不到下次革命了。

2018年12月5日,锤子完成工商信息变更,法人代表由罗永浩变更为温洪喜,他在英语培训班时的同事。

罗永浩对此事不发一言,他正在忙于接触百度、华为、阿里巴巴等巨头,寻求接盘。

在错误面前,个性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力。

锤子的困境,不是罗永浩的错误,行业大势已变。

据统计报告,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将同比小幅下滑0.2%,2019年到2022年将恢复到约3%的缓慢年增长率。

19

黄章向来敏锐。就像当初他最早捕获到智能机风暴来临,他也是最早预感到智能机寒冬将至。

2015年6月,他转发祝福高考生的微博时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:“我交得(卷)最早,然而……”

也许那时他就猜中了结局。

2017年2月,黄章第二次“复出”,他通过微博表示“我将重新出山打造我的梦想机,去迎接魅族15周年”。

5个月后,魅族发布机Pro7,一改魅族此前主打年轻人群体的极客风格,营销方案直指中年群体,市场反响平平,并因风格大变,引发了粉丝的大量吐槽,“以前他(黄章)是神话人物,后来神话破灭了”。

因为销量太过惨淡,两个月之后Pro7就进行了大降价。

2018年5 月,魅族在北召开新品发布会,魅族高级副总裁李楠会后透露,接下来的京东618大促,魅族将集中清理Pro7 库存。

另一边风景独好。

2018年2月,小米年会,雷军意气风发地表示,公司营收过千亿,达成这个业绩,苹果用了20年,Facebook用了12年,Google用了9年,阿里巴巴和腾讯用了17年,华为用了21年,小米只用了7年。

7月9日,小米在港交所上市,首日即破发。

不过雷军早有心理准备,“手机行业也许不会快速增长了,但小米还有十倍的成长空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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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红利消失后,手机行业野蛮生长的时代随同流逝,唯有产品和服务才是继续成长的法门。

刘作虎反复告诫下属,移动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,回到原点,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让用户的体验更便利,“潮流易逝,你看两年前,互联网思维这个词多热,现在谁还提啊?”

时间,既是无情的,也是公正的。

2007年1月,乔布斯在Macworld大会上发布了第一代iPhone,称其为“足以改变世界”的手机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,它的确改变了世界。

苹果登顶,摩托罗拉、诺基亚、HTC、西门子等一众行业翘楚被拉下高位,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等中国后起之秀更改了世界产业格局。

2018年2月,WPP携手Google发布了BrandZ™2018中国出海品牌50强排行榜,华为第2名、小米第4名、一加第12名、OPPO第26名,vivo第28名。

BrandZ™是全球最大的品牌资产平台,覆盖了45个国家超过10万个品牌。这是衡量在市场销售中被验证的品牌贡献度的唯一品牌评估排名。

较之于其它友商,成立才4年的一加能够脱颖而出,令人刮目。

命运就像水车的轮子一样旋转着,昨天还高高在上的人,今天却屈居人下。

新的故事还在书写。

一加在小而美的道路上稳打稳扎。2018年10月,一加在纽约召开发布会,公布了年度旗舰一加6T的相关信息。此外,一加将与美国第三大运营商T-Mobile达成全面合作,成为第一个以高端机身份进入美国运营商体系的国产品牌。

刘作虎和他的团队注定不是爆发性选手,但就像下围棋,按照自己的节奏,一步一步来。

这听似蠢话,但值得谦卑地聆听。

手机圈内围棋下得好的人不少,雷军中学时就夺得冠军,但创业后甚少执子。

小他两岁的刘立荣大学时拿过冠军,创办金立后,爱好不改,连续10年赞助中国围棋甲级联赛,还常与职业选手对弈。

他曾颇有心得地总结说:“下棋也好,做手机也好,都是一个过程,是长期的过程。对于过程来说,它一定有高低起伏,潮起潮落。竞争到最后,输赢一定不是一时的高低,而是要看经过长久的坚持之后,所能达到的水平。”

可惜知易行难。

刘作虎“最讨厌赌博”。小时候,他父亲开了一家小卖铺,农闲时,一堆人在小卖部支开桌子就开始赌。几十年以后,回忆起那一双双充满贪婪的眼神,他依旧感觉莫名的厌恶。

中国手机史已告一段落,检视过往,多少人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,他们有的功成,有的身败,有的名裂,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,惟有本分者继续前行。

但若从另一个维度打量,创业虽有成败,创业家们却值得被同等铭记,中国移动互联网能睥睨全球,要感谢这些时代的追梦人。